2008年新录干警培训班写作讲课提纲

 

写作的基本规范与要求

——2008年新录干警培训班写作讲课提纲

湖北省司法厅培训中心  张志远

 

    写作课不仅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也是我们从事各项工作的一门重要必修课。人们之所以这么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其目的也很单纯、明确,就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对我们基层干警而言,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的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这门课大家都是小学上到大学,要讲好它、特别是用一次讲座的形式来讲好它,绝非易事。更何况我本人一非专家、二非教授,仅仅是本人对写作比较爱好而已,再加上本人从事机关公文写作二十年的简单经历和做过多年秘书工作的粗浅认识,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的这堂课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讲课,而只能是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以求温故知新。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探讨:

    一、关于写作的一般特点和规律;

    二、关于如何过好“写作关”的问题;

    三、关于写作的基本要求。

 

    一、写作的一般特点和规律

    写作的特点和规律,究竟是什么呢?

    千百年来,无数诗人骚客、作家学者都对它做过探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问题是我们自己对它梳理得不够,理解得不深,研究得不透。这里,只能谈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谈谈写作自身的特点问题。

    1、写作的自身特点。有这三个:

    (1)它有鲜明的目的性。

    你写一篇东西,或表情达意,或说理论事,或颂扬先进,或传播经验等,总之,你要交流点什么(思想),宣传点什么(主张)吧?“兴、观、群、怨“也好,”比、兴、美、刺“也好,“劝善惩恶”也好,“陶冶性情“也好,“为人生”也好,“为艺术”也好,一直到“为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目的性都是有的。不仅有,而且还很鲜明。所谓“藏之名山“,究其实,还是为了”传之后世“。你不写则已,一写,就要“传世”。因此,写作活动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一动笔,就要影响别人。一点“功利”都不讲的文章,是从来没有的。

    所谓“目的性”,就是指作者主观的意图。“目的性”既是主观意图,它就不能不和作者的立场、观点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看一篇文章,总是要求它观点正确,感情健康,思想积极,其道理正在这里。

    (2)它有明显的综合性。

    一篇文章看来不长,但它却是作者思想、生活、知识、文字(技巧)等各方面水平的一个综合的反映。换言之,一篇文章如果是一个“点”的话,那么,为了写好这一“点”,作者都须调动自己所有的、各方面的储备(即整个的“面”)来支援这一“点”。

我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女作家茹志鹃曾这样说过:

    我在写每一篇东西的时候,那怕是一篇短小的散文,我都在调动我的一切储备,好象这篇写完了以后,别的东西不准备写了似的。是的,我在写每一篇东西的时候,我都翻箱倒柜,把所有的储藏,只要能用的都使用上来,哪怕并不是用在文字上。

    对这样的体会,我也深有同感。平时或自己写作、或为人捉笔时,总要想方设法把这方面的材料尽力搜集、尽量占有、尽心吃透,然后方肯动笔。正所谓是,积之愈厚,发之愈佳。“厚积薄发”,往往是文章力量之所在。反之,“储备”贫乏,不善“调动”,文章则显得苍白无力。

    正因为一篇文章是作者各方面水平的一个“综合”反映,所以,中国历代多采用“以文取士“的办法。现在,考核一个人的“语文”程度,也往往是考“作文”。当下,公务员招考,考“申论”,也正是为了考核一个人的“综合”能力。

    如果“综合性”确是写作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引申出一个结论,即“写作知识”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

    写好一篇文章,作者的思想水平是很重要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你立场对头,很有眼力,能透辟地认识(即“洞明”)客观世界的诸般事物(即“世事”),这是具有决定方向的意义的。但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思想水平,“写作知识”却管不了;生活阅历对写好文章也是极其重要的。“人情练达即文章”。你生活的底子薄,见闻少,不懂“人情世故”,文章就会显得稚弱、单薄。“写作知识”对此也管不了太多;知识储备对写一般文章,特别是论说文、学术性论文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具有古今中外的、多方面的知识储备的话,那写起文章来自能左右逢源、侃侃而论。但这又岂是“写作知识”能管得了的呢?有帮助亦很有限;还有个写作的才情、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客观存在,回避并没有任何好处。古人讲,“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又说,“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写文章就象“人各一面”一样,从来就是参差不齐的。即使环境、条件、主观努力的程度都大体一样,但作者的修养、才思、情趣、习性等也仍会千差万别。这个问题更不是“写作知识”所能管得了的。“写作知识”所能管的、对大家较有帮助的,是表现技巧、文字水平这方面的问题,但即使是这样,也要靠内因起作用,靠习作者的实践,而且短期也不易大见成效。

所以,“写作知识”不能包揽一切。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不是万能的。提高写作能力也应从各个方面做综合的努力。

    (3)它有很强的实践性。

    写作,是一种能力,主要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技能、技巧。懂点“道理”并不很难,但它并不能立见效果,难就难在从“道理”到“能力”的这种转化

    老作家、著名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叶圣陶先生说得好:所谓能力不是一会就能够从无到有的,看看小孩子养成走路跟说话的能力多麻烦。阅读跟写作不会比走路跟说话容易,一要得其道,二要经常的历练,历练到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

    又说:大凡传授技能技巧,讲说一通,指点一番,只是个开始而不是终结。要待技能技巧在受教的人身上生根,习惯成自然,再不会离谱走样,那才是终结。

    这就是说:这种“能力”、“技能、技巧”,要通过写作者长期的、反复的、刻苦的实践(“历练”),并经过自己的咀嚼、消化、体味、揣摩,真正有所“悟”(“心领”而“神会”),才能把道理和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熟练的习惯和手段,才能真正地用于自己的写作,指导自己的写作。因此,写作能力,从来都不单是靠“听”出来或“看”出来的,而主要是靠“写”出来的!

 

    下面,谈谈写作自身的“规律”问题。

    2、写作自身的规律。有如下几点:

    (1)“日积月累,循序渐进”。

    时间短了,很难奏效。你看,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念完中学,从识字开始到会写文章,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花了多少时间呀!至少是12年吧!所以,“写作”的能力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从写得很差到写得较好,这个过程比较长。一般说,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字的功夫非靠长期的熏陶磨砺不可。

    还要循“序”渐进。什么是写作的“序”呢?

    一是由少到多,先放后收。

    “由少到多”,很好理解。小学生作文,很难长篇大论。开始作文,写不了几句话。年纪渐大,懂事渐多,篇幅渐增。到了中学毕业,一般都能写一千多字的短文,程度好点的能写两、三千字的较长的文章。鲁迅先生对初学木刻的青年人说:“观察多,手法熟,然后渐作大幅。不可开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观者发生效力。”这虽是讲木刻,于写作却也是适合的。现在成问题的是,许多大学生包括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写文章时还总是停留在中学生所能驾驭、所习惯的篇幅上,写什么都只能写一千二、三百字,就是写不长。这也是不行的。该“长”而不能“长”,决不是真正的“精炼”。随着思想的成熟、知识的增长、生活的丰富,文字的“容量”也应该加大。没有突破就没有前进。

    “先放后收”,也是很对的。宋代散文大家欧阳修就主张:“作文之体,初欲奔放。”一开始要“奔放”一点,跑点“野马”也无妨。宋代另一位大文豪苏东坡也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因此,初学写作,条条、框框不要搞得太多,就是要“放胆”去写。也就是说,“凡学问,初要胆大,终要小心——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谢枋得:《文章轨范》)到一定阶段再加以“剪修”、“收束”,使他渐入“纯粹”。所以,先写“放胆文”,再写“小心文”,由“放”到“收”,这才是符合规律的正确训练。

    具体而言,小学、初中及初学者宜“放”。因为此时他“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同上)而到了高中就要开始“收”了。大学更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大学生及成年人的写作要进入比较自觉的阶段。

    二是由记叙而论说。

    一个人的认识总是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而理性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恐怕也是“形象思维”先于“逻辑思维”的能力。一个小学生,你让他写篇《我的妈妈》、《小红和小白》之类的文章,恐怕要比让他写《谈读书的重要性》、《论学习的目的》,要容易得多。概念积累太少、道理懂得太少、思想稚嫩,很难“论”起来。所以,“练习写作,最好从记叙文入手”。高中阶段,应该论、叙并重。大学生的写作,则应以论文的写作为重心。因为,大学阶段的学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叫做“术业有专攻”,他开始有了“专业”的方向。总的说来,这是通往“研究”的。而学术研究的直接的成果,最后的结晶,不是别的,正是学术性的研究论文。因此,从一般大学来说,“论文”写作都更加成学学生手中的“常规武器”。因此,对于大学生,不会写论文,是说不过去的。同样,对于曾经是大学生的基层干警而言,不会写论文更是说不过去的。

    三是“先规矩而后巧”。

    俗话说:“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开始写东西,先求明白、清楚、畅达。特别是基本训练,严格按规矩办事。“规矩”好讲,“巧”则难求。郭沫若同志就这样说过:“要怎样才可以巧妙,实在也很难说。”(《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叶圣陶先生甚至认为,写作训练只能以象样为目标,至于好的要求,就已经“超出了国文学习的范围了。”他说,“记事物记清楚了,说道理说明白了,没有语法上的毛病了,没有论理上的毛病了,就是象样。至于写得好,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巧”,但凡写得多了,写得熟了,就会“熟能生巧”。基本功不扎实,急于追“新”求“巧”,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基本功较好了,大体上已得其“规矩”了,就应在“巧”字上用点心思。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想写好任何一篇文章,不用心思谋画是不行的。特别是论文写作,它象文学创作一样,就是要脱窠臼,创新路,见人所之未见,发人所之未发,力求能“出新”、“出格”。为“规矩”所囿,很难成为优秀之作。

    (2)“习惯成自然,基础须早打。”

    写作习惯是很起作用,很“厉害”的东西。好习惯养成了,终生受用不尽:坏习惯染上了,改起来也很难。

“习惯”都是长期养成的。你习以为常,反复地加深、巩固,以至到了“不假思索”而自然如此的程度,它“生了根”,成了“自然”了,那就是养成“习惯”了。自然而然如此,这种境地本身就表现着某种能力

    所以,一开始就能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如平素注重积累材料的习惯;认真构思谋篇的习惯;事先拟制提纲的习惯;写后反复修改的习惯;讲究“文面”、书写的习惯等等。

    因为,“写作”,它总是按习惯进行,总是表现着某种习惯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写作习惯的培养要早抓,要尽可能早地打好基础。最好在小学、中学就能解决文字的基本训练问题,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大体上能做到“文从字顺”。中学毕业,甚至大学毕业了,还写不通文章,就比较麻烦了。当然,有的同志过去没有打好这个基础,走上工作岗位了还没有过“写作关”,于是就认为自己“没有指望”,耽心怕要“终生不通”了。这也未免有点过于“悲观”。读过《半夜鸡叫》的同志都知道,那是高玉宝之作。他就是由于条件所限,“写作关”过得很晚,但经过不断努力,最终也能有所成就,可见事情不是绝对的。人“开窍”有早晚,“少而好学”,学业有成,固然很好;“壮而好学”,甚至“老而好学”,取得成功,也不乏先例。著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三字经》里有段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疾”,就讲他起步很晚,终成大器。他小时候根本不学习,二十五岁“始知读书”,真正“发奋”,还要晚得多,最终也成了 “散文名家”!所以,起步迟了些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发奋努力,急起直追。

    (3)“旺盛的写作热情始终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写作虽不神秘,但也并不轻松。一般说,凡是能力的养成,凡是技能、技巧的获得,都是需要吃一点“苦中苦”的。乒乓求运动员为了“抽杀”得有力,何止千万次地挥拍苦练:排球运动员为了抢救“险球”,一次训练就要上百次地倒地、滚翻;唱戏更不用说了,“台上几分钟,台下千遍功”;画画儿也如此,一开始“画蛋”就要画上几百遍。学会写作,特别是写好文章,决不比打球、唱歌更容易一些。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鲁迅是一代宗师,他说自己写的文章,哪怕是极短小的杂文,都是“绞尽了脑汁”,用“血”和“生命”所换来的东西。这是极实在的自白。

    所以,没有学习写作的热情,没有自甘吃苦的精神,没有勤写苦练的劲头,是肯定不能成功的。

    (4)“文章写得好,每人的得力点并不完全一致”。

    欧洲有句谚语,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通向会写文章的恐怕也不是一条。写作既然有“综合性”,那么,被综合的各因素之间的比例,对于每个人来说,就不会完全一样。

    ①很多人都得力于阅读。多读书的确是很重要的。俗话说:“《文选》栏,秀才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杨雄说:“大抵能读千赋,则能为之。”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一贯是重视“读万卷书”的。现代作家,得力于阅读的也很多。老作家冰心七岁就已读完了《三国》,十一岁就读完了《水浒》、《聊斋》、《外史》、《西游》、《说岳》、《东周》、《红楼》等等。她后来能写出那么些作品,和她这样博览群书、广为借鉴很有关系。巴金也是这样。他把《古文观止》上的两百多篇文章背得很熟。他写道:“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朱光潜先生十至二十岁时整天地读“经书”,念“八股”,写一点,也是“策对、经议”这样的论说文,因而“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幼年的训练。”我想,我们大家的学生时代都是走的这条提高写作水平的路子。那时要写出好文章,往往是赖于大量的课外阅读。特别是作为学校的训练,这仍将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②有些人则得力于深厚的生活积累。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古人把这叫做“行万里路”,就是要广闻博见,以求阅历丰富。我们今天倒不在于强调是不是跑的地方多,而是更科学地提出了要“研究社会”,“深入生活”的问题。

不少作家走的是这一条路。苏联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作者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作之先不一定是读过了许多的名作。我国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尽管文化水平有限,可她写的《回忆录》,那是很清新动人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生活积累深厚,阅历、见闻颇多。

    ③当然,还有些人是得力于多写多练。他们的生活积累和阅读书籍都不一定很多,但就是勤苦练笔,“笔耕不辍”,“手不停挥”,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坚持不懈,同样也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这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古谚说,“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记得1988年,我刚调入某师政治部当干事时,只有22岁,当时政治部的干事都是30多岁,他们个个能是写材料的高手。为了能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政治部主任就叫我每天坚持模拟各种范文,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练习,不仅很快熟悉各类公文的写作,而且还能独立承担师首长讲话和典型经验材料的写作。实践证明,反复练习,确有成效。“文入妙来无过熟”。多写才能“熟”,多练才能成功。

    ④也有一些人是得力于思想和理论、知识的修养。特别是善写论说文、杂文、学术性论文的同志,至少应是以此而取胜,以此而见长的。

当然,我们这样分开来说,只是为了强调提高写作水平诸因素的复杂性,其途径的多样性,目的在于使大家分析自己的现状,认清自己的优长之处和欠缺之处,以便扬长补短,“发挥优势”,以便能集中才力,较快“突破”,更迅速、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事实上,不能把它们对立、割裂开来。某方面可以突出一些,但别的方面也不能太差。对其他诸方面完全弃之不顾,很可能走到主观愿望的反面。

 

    二、关于如何过好“写作关”的问题

    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终于逃脱曹营,回归汉室(蜀);那么,有没有“写作关”呢?如果有,为着学会写文章都须过哪些“关”呢?

    “写作关”是有的。要过这一“关”,至少要达到下面三条要求:

    (一)文字的基本训练要好。

    这里说的文字的“基本训练”包括:行款格式的书写;标点符号的使用;文字的规范和清楚;以及“文面”的整洁等。

    1、先说行款格式。

    ①文章的题目(既标题),要居中排列(不必再象中、小学生的作文“空四格”写题)。而且,最好是不占用稿纸的第一行,而从第二行开写。

    ②如遇有副标题时,副题的破折号要比正题缩进两格。副题较长须回行时,不得顶格而应与上行副题的第一字对齐(即在破折号位置之后)。

    ③一般地说,标题的文字可不用标点。有时,为了强调语气、感情,用了问号、感叹号或删节号等,这应视为例外。

    ④标题之后应写明作者单位、职务、姓名(中间亦可空一行)。写法仍应居中排列。

    ⑤这之后,最好再空二至三行,开始写正文。这才显得天开地阔,眉目清楚。

    ⑥每段开头,均空两格。

    ⑦要注意合理地划分段落,不可一逗到底。特别是要学会对“特殊段”的处理:全文“点睛”处;重点强调处;强化感情处;生发“哲理”处等,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可以单独置段(自然段),使其能鲜明地突出出来。

    ⑧较短的引文,一般不须独立,嵌在文中加“双引号”即可(称为“段中引文”)。较完整的长段引文,可独立置段(冒号后另起),但为区别于原文,书写时两边均应缩进一或两格(开头即速缩进三或四格)。这样的“提行引文”,头尾处不必再加引号;同时,上下可不必空行。

    ⑨文中对话,如答对较多,或内容重要,需着意强调者,亦可考虑提行。

    2、再说标点使用。

    ①标点应点在格内。逗号,顿号,句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等,均应占一格,而且要点在左下方约四分之一格的地方。省略号(只可点六点),破折号,要占两格,写在格子的中间线上。引号,括号,书名号,原则上两端均应占一格。

    ②标点应尾随文后。原则上每行第一格内不得有标点。这是由鲁迅先生最早倡导的,现在已为所有的正式出版物所采纳。遇有回行的情况,逗、顿、分、冒、句、问、感叹等标点符号,一定要尾随文后,点在文末框线的近处;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后一部分也不得回行,若系前一部分,则又必须转行,不得孤立地写在文末;省略号、破折号、则应尽可能地点在一处,不要拆开分写为两行。

    ③引号内又遇有引文,要改换为单引号。

    ④标点符号除了使文章的文义清楚,便于阅读之外,还反映着文章思想内容的情绪,节奏,韵律和色彩,是很细微、精妙的。据说,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写完《悲惨世界》后,把原稿寄给了一个出版商,过了些日子,他写信去问。整个信只有一个“?”。很快出版商就回了信,也很妙,只有一个“!”。但双方的意思都已很明白了,而且还很有感情色彩。所以,十几种标点符号的错落使用,确能以传达并穷尽无限丰富的思想感情。许多人惯用逗号、句号这一、两种标点,各段均一逗到底,这是对文字还缺乏精细感的表现,不能说他已经会用标点符号了。还有个别人竟“一点到底”,连逗号也不是,只是一个实心的黑点(象着重号);或根本不用标点,甚至一段的结束竟用一个逗号,这就更不行了,是很不好的习惯。这里也有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十九世纪德国一个名叫台奥尔多·冯达诺的作家,在柏林当杂志编辑。有一次,他收到一个青年人寄来的几首“诗作”,还附有一封信,信里说:“我对标点是不大在乎的,请您自己填上吧。”冯达诺很快就写好了退稿信,信里说:“下次来稿,请光寄些标点来吧,诗由我自己来填好了。”象这样的东西,不退稿怎么行!因此,凡“不大在乎”的人,都要由此警醒才好。你不会用标点,非从头学起不可。

    3、还有个文字规范、清楚的问题。

    把字写“规范”是十分重要的。你写的字,必须是《新华字典》或《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上所有的,是正确无误的。不合“规范”或是错、别字。“隆重”的“隆”字,“蒙混”的“蒙”字,是常用的字,但是少写“一横”的人相当多。“既”、“即”不分的也似乎不在少数。这当然仅是举例。实际上一篇文章完全没有错别字的恐怕并不很多。

    正确使用“简化字”,也是保证文字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有不少的人将“韭菜”写作“艽菜”;喝“酒”写成喝“氵九       ”……。滥用简化字会造成文字使用上的混乱,因此,我们不要滥用未被正式公布的所谓“简化字”,包括已经被宣布为停止使用的“第三批简化汉字”,更不要自己生造简化字。

逐步消灭错别字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字”是构成文章的最小单位,把字写正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训练”。一篇文章里若一些不该错而写错的常用字较多的话,不管内容如何,“基本训练”也是不能及格的。

    把字写“清楚”也是很要紧的。字写的很好,很有功夫,固然可嘉,但这并不是我们对书写的基本要求。基本的要求是工整、清楚。有人的字写的歪歪扭扭,“四枝八杈”;有人的字则写得狂放不羁,“飞沙走石”。凡是令人费解、猜疑,难以辨认的字都是不可取的。要尽量写的清清楚楚、规规矩矩,使人一看就懂,读起来就舒舒服服。

要想把字写得“规范”,就要养成勤查字典的好习惯;要想把字写得“清楚”,就要养成一笔一画,一丝不苟的“认真”的好习惯。

    4、最后是“文面”整洁的问题。

    卷有“卷面”,文有“文面”,这就和人有“人面”是一样的。“文面”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既是一个习惯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学风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你要说是“细枝末节”,是“小问题”,“小毛病”,当然也可以;但是,你如果因此而忽视它、小看它,掉以轻心,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小”往往联系着“大”,“小”也往往反映着“大”。一个人写作的基本训练过不过“关”,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就是从这些地方,从这些“小问题”上看出来的。你不会使用标点,错别字连篇,行款格式全不讲究,“文面”乱七八糟,你说你写作水平“高”,写作能力“强”,已经过了“写作关”,没有人会相信!内容可能“好”,比较“感人”,但你仍然没有过“写作关”。根据就是你“基础”差,“基本训练”不行。这能够说它不重要吗?所谓“科班”出身,无非就是受过严格的“基本训练”,“基本功”扎实,“底子”好而已。严格的写作“基本训练”是和唱戏的“科班”出身差不多的。这一条不过硬,什么时候也不能说你已过了“写作关”。

    过这一“关”的要决在于思想重视,把写文章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去做。只要重视了,写作的面貌就能有较大的改观。

 

    (二)能写通顺、象样的文章。

    写东西能做到“通顺”,并不那么简单、轻而易举。韩愈所提出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樊绍述墓志铭》)的要求,应该说是写作“合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文从字顺”就是“通顺”。所谓“通”,就是说你写的东西思路贯通,没有阻滞,找到了事物的内部的发展轨迹(即内在联系),通乎“情”,达乎“理”,能和读者“心心相印”(即打通读者的思想)。所谓“顺”,就是说你写的东西有条有理,顺顺当当,语言流畅,用词妥帖。“通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文通字顺”,这个“文”就包含着文章的思想内容在内。“文”(内容)和“字”(语言)都既“通”且“顺”,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叶圣陶先生主张“国文”训练(即写作的训练)要以“象样”为目标。能写“通顺”了,也就大体是“象样”了。

当然,对“象样”,我们还可以稍做一点补充。

    一是写出的文章应该主题鲜明(有中心),材料充实(有内容),结构严禁(有层次),语言规范,并力求能有一点个性和色彩(有文采)。

    二是要具备叙述,描写,议论和抒情这四种最常用、最基本的表达能力。没有比较“全面发展”的这几种能力,想要写好任何一“体”文章都是很困难的。

    作到了这些,就可以说是“通顺”、“象样”了。至于说“好”,写得“漂亮”、“巧妙”、“动人”,那是没有“底”的。即使是写作水平很高的人,也不能保证篇篇都写得“好”。一般作家都写得很多,但真正代表他的水平,称得上是“好”的,足以“传世”之作,也就是那么若干篇。

    过这一“关”的要决在于多写、多练。

 

    (三)要有一定的“文体感”。

    凡是文章,都是有“类”可归的。归类的依据就是其体裁、样式。我国古代的“文体”划分,由简渐繁,后来弄得非常细琐。“五四”以后文学创作一般分成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这四大类(所谓为四分法);而文章写作则分成了“记叙文”“论说文”和“应用文”这三大类(现在有人主张“新闻文体”应独立为一类,这也就成了四类了)。这每一大类又有许多小的“分支”,也是很复杂的。复杂到了可以有一门叫“文体学”的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它。

    但是,谁写东西之先是研究好了“文体学”才去动笔的呢?再说,又有哪一种“文体”的特点、形式是自古而然、一成不变的呢?当然,脑子里一点“文体”的概念都没有,一点“文体”的常识都没有,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还是要多读各式各样,各种体裁的作品、文章,也应读一点讲文体常识的书籍,使自己的头脑里能有一定的“文体感“——对文章体裁的一种敏锐的感觉,一种具体的印象,一种轮廓的认识。只要写作的基本训练过硬,文字表现力很强,最基本的文体类型(主要是记叙和论说两类)熟悉,文体练得少点也无关宏旨。一旦工作或生活需要写作某种文体,稍事准备(读点有关文章,看点有关知识等)之后就一定可以胜任此事;反之,如果基本功不行,文体接触愈多,愈眼花缭乱,最终还是写什么都不行。

    所以,我们这里只提要有一定的“文体感”就行了,其道理正在这里。事实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极少,“精”总是和“专”联在一起的。

总之,通过一段认真、刻苦的学习,文字的基本训练扎实了,文字“通顺”、“象样”了,也具有一定的“文体感”了,就可以说是过了“写作关”了。也就可以说具体有了相当的写作能力,有了一定的写作水平了。

    这样,就具备了进一步提高的坚实基础。下一步就可以自己好好“修行”了。

 

    那么,怎样才能过好“写作关”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谈写作的特点和规律时,实际上已经作了总括的回答;这里,再把鲁迅先生所谈的“多看和练习”这个写作“要道”抽出来讲一些补充的意见。

    先说“多看”。

    多看的“看”字,固然主要指的是阅读,但也含有观察的意思。

    鲁迅先生在这里不直接说“多读和练习”,而说是“多看和练习”,是另有含意的。他曾说过,“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还说:真正的思索者,应当“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可见,在鲁迅思想中的“看”字,是包括着“观察”和“阅读”这两个方面的意思的。这正是鲁迅先生的卓识之处。

    观察,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起点。是作者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功。不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还有什么“创作”可言?即使是写一般的文章,离了观察也是不行的。

    但我们这里还是想侧重讲讲关于“阅读”的问题。

    读书的范围要尽可能开阔一些。鲁迅先生就主张爱读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所谓“泛览”,就是随便翻翻,一般地浏览一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爱钻牛角尖;诸葛亮读书“略观大意”,就都是“泛览”的好经验。科学的书,可以看看;哲学的书,也可以看看;文学的书,古今中外,都可以而且应当读。“泛览”的目的是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以阅读的“广度”求“眼格”的宽、大。

显然,只是“泛览”是不行的。应该使它和“精读”结合起来。

    所谓“精读”,就是细细揣摩,反复研究,务求其明白透彻,了了于心。特别是短篇佳作,还应当熟读以至于能够背诵。据载,孔子读《易》,就读到了“韦编三绝”的程度。只有精读了,文章的思想内容,感情色彩,神韵风姿,“微言精义”,才能够“愈探愈出,愈研愈精”。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功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陆九渊(陆象山)也说过:“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也就是说,不要慌里慌张,而要定下心来,沉浸于其中,这是很有“兴味”的。

    除了“泛览”和“精读”相结合外,还要注意有意识地把“读书”和“写作”结合起来。宋陈善《扪虱新话》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到。他说: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知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他这里讲的出和入,实际上说的是读、写的关系问题。“见得亲切”是“入”,但“入”是为了“出”,最终要“用得透脱”,能流诸笔端,变成自己的本事。只有既知“入”又知“出”,才是得尽读书之法。这是很有见地的。朱熹也认为,读文章只有读到了这种程度,既看它所写的那些内容、语言、“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这才能“为己之学”,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之谈。不能“精熟”以至“成诵”,很难益于自己的写作。

    所以,“多看”,这个“多”字,除了“泛览”应多之外,还应包括“精读”也应多的这一层含义。头脑里如果没有一、二百篇比较短小精粹,能够熟读成诵的名篇、名作的话,是不行的。鲁迅“仰仗”的是“百来篇”外国小说;巴金以“二百来篇”古文“启蒙”。所以,建议大家熟读、背诵一百到二百篇散文(或短篇小说)名作。古语云:“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看得多了,就能摸着文章的“路子”,领悟写作的“要决”。

    再说“练习”,即多写的问题。

    唱戏见就“曲不离口”。打拳讲究“拳不离手”。写东西不多练怎么样?“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永远学不会写作。

那么,怎样就算“多”写了呢?这里,也想提出个数字,就是一个人要想过好“写作关”,没有二、三百篇的练习,是绝对不行的。当然,数字并不决定一切,粗制滥造,多也无益;但数量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数量积累,那么就很难有“质量”可言。

 

    三、写作的基本要求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面已经讲过。但还是有必要抽出来细讲一下、强调一下。写任何一篇文章是有其基本要求的。我认为,一篇好的文章,必须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采。现逐一分述如下:

    (一)言之有物——写作的材料

    (二)言之有理——写作的主题

    (三)言之有序——写作的结构

    (四)言之有采——写作的语言

 

    (一)言之有物——写作的材料

    要想写文章,先得有材料。

    那么,什么是材料呢?

    所谓材料,就是作者为着某一写作目的,从生活中搜集、摄取并写入文章之中的一系列的事实或论据。

    整个材料的工作可分为占有、鉴别、选择和使用这四个环节、四个部分。我们下面将一一予以说明。

    1、先说占有

    写作,其本质是一种“表现”。所谓“言为心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必须是有所感悟,有所激动,有所发现了,才借语言文字加以表现,发而为文。所以,正象“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列宁语)一样,没有“吸收”(包括正确的“理解”),也就无所谓“表现”可言了。我们的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厂”,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原料或半成品源源不断地进来,这个“加工厂”就只好停工待料,制造不出任何思想或意见、感受或情绪的“完成品”来。从来都是先有“吸收”,后有“表现”;为着“表现”,必须“吸收”。所谓“吸收”,就是摄取客观外界的营养:思想的营养,生活的营养,知识的营养,文化艺术的营养,文字表现的营养等等。一条是直接经验,用自己的全部感官去读世间这一大本“活书”;再一条就是间接经验,通过“阅读”借鉴前人的成果。没有这种“吸收”,即由外到里的摄取,就根本谈不上任何“表现”,即由里向外的反映。

    俗话说的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巧妇”就好比是一个食品加工厂;米,则是她进行加工的“原料”(实际上是半成品,它是由农民种出来的),你米多一点,她可以做成米饭;你米少一点,他也可以给你熬粥;可现在竟然“无米”,那么,对不起,即使是这位“巧妇”,她也无计可施,无以展其“巧”了。只好请你喝“大锅清水汤”!蚕不吃桑叶吐不出丝;蜜蜂不采百花酿不出蜜;你不吸收营养、占有材料,就根本写不出任何文章来!

占有材料,要做到一个“多”字。

    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材料多了,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材料少了,捉襟见肘,左右为难。

    占有材料的时候,要象“奸商”一样,闻风而动,能“钻”会“挖”,囤积居奇。也就是说,占有材料的时候,要做一个最“贪婪”的人,要有“海量”,要来它个“拿来主义”——有用没用,先“拿来”!

    古人著述,对材料的占有就很讲究“竭泽而渔”。所谓“竭泽而渔”,就不是象垂钓那样,只要钓上几条鱼就满足了;也不是象撒网那样,只要捕到几网鱼就行了;而是要掏干“泽”水,把所有的鱼都捕获净尽(即占有全面的、详尽的、巨细无遗的全部材料)!占有材料——全面、详尽的材料,这里是做学问的基础的工作,第一位的工作,也是写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功。

    马克思写《资本论》,光是他仔细研究并写过“摘要”的书籍就多达一千五百多种。马克思就是这样勤奋地收集材料,进行写作,以40年的心血完成了《资本论》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恩格斯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也在调查研究、占有材料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他对工人读者们写道:“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满足。”即使是这样,恩格斯还不“满足”,他又用了21个月的时间,深入到英国工人住宅区,在亲自观察和亲身交往中进一步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所以他这本书的副题就叫做“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列宁写文章也是这样,其涉猎广泛,摘录、笔记之众多,简直是惊人的。至于毛泽东同志,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极其重要的论著中,明确提出了凭据“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的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写作活动都具有指导的意义。

    作家秦牧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有三个仓库,一个直接接材料的仓库装从生活中得来的材料;一个间接材料的仓库装书籍和资料中得来的材料;另一个就是日常收集的人民语言的仓库。有了这三种,写作起来就比较容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材料积累,全在平日“打点”,眼勤手勤。平时你不养“兵”,没有“兵”,两手空空,写起文章来势必搜肠刮肚,“憋”不出“宝”;平日勤积累,满腹素材,写起文章来就可以化难为易,应付自如。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结、引申出这样几点:

    第一,占有材料是进行写作的第一步的、基础的工作。

    第二,学会收集材料,建立材料的“仓库”,是一切文字工作者(包括作家、记者、学者等)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勤笔免思。材料是写作的本钱。材料是作者的财富。

    第三、就一篇文章来说,材料是构成文章内容的主要成份。要舍得在占有材料上下功夫。写作之前,要先掂量一下材料的分量,材料不够,“火候”不到,不忙动笔。

    第四、很多时候,我们写作的失败,不在动笔之后而在动笔之前。材料贫乏,内容空洞,是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表达能力是有“弹性”的,材料充实,内容生动,表达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相反,材料干巴,内容生动,表达能力就会随之下降。

    2、次说鉴别

    占有材料我们提倡“博采”,但占有之后,紧接着就有一个“鉴别”的问题。

    所谓“鉴别”,就是解决对材料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你感觉到了,把它占有了,但是不真正“理解”它,没有“吃透”它,你还是不会用或用错了。特别是一些“活”的材料,现实的材料,情况往往比较复杂。你去采访一个先进人物,随着采访的深入,很可能会听到不同的意见,即使是同一事件,看法也可能截然不同。

    一般说,写作的素养(主要是思想的素养)越高,鉴别的能力就越强,真正花在“鉴别”上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很多的。鉴别、认识材料,有时需要一个反复思索的过程;往往在动笔之中,真正使用它的时候,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印证最初鉴别的然否;很多时候之所以要删、换材料,加工修改,其目的之一,也正在于使这种“鉴别”更加精严、更为准确。

    有些同志认为“选择”就是“鉴别”。我们认为,从认识的过程来看,“鉴别”不能不是一个独立的步骤、独立的环节。它和“选择”并不是一回事,虽然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要之:鉴别反映作者对材料的认识;选择体现作者对材料的取舍。没有认识,即无取舍;没有正确的认识,即无恰当的取舍。你去买衣服,品牌多样,式样繁多,你当然可以看来看去,挑来挑去,也可以略微一瞥,一眼“相中”,但不管如何,你既挑中了其中的一件(这即是所谓的“选择”了),那就必须有你之所以挑中的理由。颜色适宜也好,式样大方也好,价格便宜也好,个人偏好也好,不管怎样,这理由就是你的一种“鉴别”,一种“认识”了。没有这种“鉴别”,你毫无主见,一点都“不识货”,你就很难选中并买回衣服来。生活中好的“材料”有的是,有人看见了,就理解、认识了,赶紧把它采集起来;有人却视若无睹,无所发现。他们同去选择,一个“身入宝山取宝回”;一个“身入宝山不识宝”,能说这不是由于“鉴别力”不同而造成的悬殊差别吗?“伯乐相马”,“悟空辨妖”,“慧眼识英雄”,这所谓“相”,所谓“辨”,所谓“识”,都是说的“鉴别”的功夫。

其实,鉴别才最能反映作者的才、学、胆、识!

    3、再谈选择。

    选择材料,贵在一个“严”字。占有材料,应当提倡“以十当一”,以“多”为佳;选择材料,则应主张“以十当一”,以“严”为上。这就是,收集时要想象“奸商”,贪得无厌;选用时却又要象“税吏”,百般挑剔!

    一个是“以十当一”,一个是“以一当十”。在这一“多”一“少”之中,包含着“质”与“量”的很深刻的辨证法。大凡好的文章,有功力的文章,内涵深刻的文章,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它写出的文字背后,还有许多没有写出的东西做其后盾。所谓文章的“底力”、“威慑力”,就是指的这种潜在于文章字里行间的,文章背后的支持力。“后盾”越强,文章就越有“底气”,越有“分量”。你从十个材料中严加“筛选”,最后只选用了一个,甚至从一百个材料中严加“筛选”,最后只选用了一个,那么,被舍弃的那9个或99个材料,绝不是消极被动、毫无作为的。它作为一种背后的“支持力”,作为一种“后盾”,同样在显示着一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文章,和那种没有挑选余地,只有三、五个材料全都用上的“文章”,是绝然不同的!

    选择材料,一般说来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第一,要围绕主题选择材料。

    凡是选择,总得有个标准。而首要的一条是要根据文章主题的需要,决定材料的取舍。和主题有关并能有力地说明、烘托、突出主题者,把它留下;和主题无关,不能说明、烘托、突出主题者,要坚决地把它“扣下来”,勿使其轻易过“卡”。

    初学写作者最常犯的毛病之一恰恰在于疏于选材,不忍“割爱”。占有的材料越多,这个毛病越易暴露。他衡量材料的优劣不是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而是孤立看它的好坏,以自己的“偏好”作为选材的尺度。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人不忍“割爱”,对自己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材料生产不忍割截的感情也可以理解,“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这连大诗人白居易不也发过这样的感慨吗?“凡人不文,私于自是,不忍割截,或失于繁多。”一般人写文章,很容易自以为“是”,不忍心割爱、删消,这样就常常犯繁杂冗长的毛病。

    有“取”即有“舍”,有“选材”就有“剪材”。“选”和“剪”,“剔”和“留”,是一件事的两面,是写作中很重要的一条美学原则的两端。善“取”即是善“删”。精于“选材”就是精于所谓“剔”的艺术。堆砌,良莠不分的堆砌,从来都不能构成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

    第二、要选择典型的材料。

    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典型”反映“共性”,这不仅是文学、艺术,也是所有文章写作反映现实生活和客观事物时的一条共同的规律。

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谓“借一斑而窥全豹”;所谓“抓典型”,所谓“解剖麻雀”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什么是典型的材料呢?

    凡是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说服力的材料,就可以称之为典型的材料。

作家魏巍在谈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体会时说:

    在朝鲜时,我曾写了一篇《自豪吧,祖国》的通讯,里边写了二十多个我认为最生动的例子。带回来给同志们看了看,感到不好,就没有拿出去发表。因为例子堆得太多了,好象记帐,哪一个也说得不清楚、不充分。以后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只选择了几个例子,在写完后又删掉了两个。事实告诉我: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是突出的。

    你看,只写了3个事例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写了20多个事例的《自豪吧,祖国》相比,一篇成功,一篇失败,这不是以少胜多,以质胜量吗?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典型材料的力量!

    一般来说,材料不须很多,能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但是,这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文章,如学术论文、论辩文章、外交文件(特别是涉及争端的问题)、考据文字,就要“旁征博引”或充分地“摆事实”了。

    第三、要选择真实、准确的材料。

    一般文章的写法,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有很严格的要求。

    所谓真实,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它不是“假”的,“编”的。弄虚作假、生编乱造不行;其二是说,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表象,而是反映着客观事物的一定的本质。

    所谓准确,就是确凿无疑,可靠无误。记人,姓氏籍贯、面目特征、脾气禀性、语言动作,要刻画准确;叙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要交代准确;引文,作者、篇名、书名、出处(包括出版社、出版年月、页数)等,要摘引准确。不管是选用“活材料”还是“死材料”,最好不要用那种道听途说、间接转引的东西,而力争要用“第一手”材料。

    要做到材料真实、准确,也是不很容易的。不下功夫,稍一疏忽,就很可能出错。有篇通讯写一个先进人物为一项革新熬夜,“头发都熬白了”,发表后在该单位引起一片哄笑,因为那个人物早已“谢顶”,根本就没有头发可“白”。

    真实、准确!这既是选材的要求,更是写作的良好习惯和严谨的学风。

    第四、要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

    材料新颖、生动,才能表现出新鲜活泼的内容,才能吸引人,打动人。一篇文章,如果净是些“陈谷子、烂芝麻”,净是些尽人皆知的“老”材料,“死”材料,“硬”材料,那文章恐怕就很难有什么“新意”,有什么“新气”了。只能发点“无关痛痒”之言,“老生常谈”之论。而这种东西读者是不喜欢看的。“吃别人嚼过的馍馍没味道”。

    毛主席说过,“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生活之树常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各个领域、学科中,我们都应该关注、捕捉那些新事实、新经验、新问题、新情况,并给以研究、总结,勇于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

    创作,就是“发现”的才能。题材、主题,都应该是作者的独特的“发现”。写作,其实也该强调这种“发现”。最好的文章就应该是立意新、材料新、构思新的东西。“文章最忌百家衣”。东拼西凑些老材料,能够成为好文章吗?

当然,除了以上四条外,选材时还应照顾到“对象”特点;要选自己熟悉的东西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最后,谈谈材料的“使用”问题。

    占有、鉴别、选择这几个环节都完成了,最后是“使用”的问题了。对于材料的“使用”直接关乎到主题的表现,是真正“实战”的阶段,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使用材料,重在一个“活”字。材料吃得透,运用就灵活:笔下功夫深,材料就活脱。

    一般说,使用材料要注意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决定其叙述的先后顺序。

    很多材料,不能杂然并陈。总要把它们分分类,排排队,“梳梳辫子”,然后再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

    第二、确定其叙述的详略程度。

    材料的使用不能平均放置力量。有的材料要细致展开,象是“工笔”细描的国画那样;有的材料则只须粗笔勾勒,象是“写意”传神的国画那样。平均用力,不分详略疏密,不可能取得好的表达效果。

    第三,显示材料的不同的情调和色彩。

    这是“使用”材料的核心问题。

    材料“好”只是素质好;写得“好”需要的是“行家”,需要的是驾驭文字的“功力”。

    同样的材料,在不同作者笔下,往往有不同的效用:他所显示的情调不尽相同;他所表现的力度不尽相同;它所展示的魅力也不尽相同。“好”材料写得很平淡,甚至写糟了的例子有的是。

    因此,加强文字修养,锻炼自己具有较高的“转述”事实的能力;根据材料的“重心”使叙述处处紧扣主题的能力;将一件事情说得生动活脱、入耳动心的能力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二)言之有理——写作的主题

    主题就是作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生活现象时,通过全部文章内容所表达出来的基本的意见或中心的思想。

    因此,“主题”亦可称为“中心思想”或“主题思想”。

    凡文章的“主题”都是一种思想认识,一种理念的判断。无思想即无主题。无认识即无主题。

    主题是一篇文章的“灵魂”。材料象是一个人的“血肉”;结构象是一个人的“骨骼”。有骨有肉,四肢发达,体格健壮,这当然很好了;但是,它如果没有思想,没有灵魂,那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

    主题又是文章的“统帅”。一篇文章,材料如何取舍,结构如何措置,语言如何谴用,以至标题如何拟定,全都要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来加以确定。拿材料来说,生活中的生动事例、典型事实太多了。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不根据主题、围绕主题对材料进行取舍,那就会无所依从,就会被材料“淹没”。

    结构的依据也是主题表现的需要。古人所谓“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阔,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命”,说的恰是这个意思。“转换开阔”就是结构、布局,就是“行军”的路线,这是要听主题这个“将军”的号令的。“兵随将转”嘛,不能擅自行动。

    谴词造语也要听从主题的指挥。文章是表情言志的工具,所以,主题是最主要的东西,语言文字是用来传达、表现这个主题的。只有“以文传意”了,言词文采才能有所统帅而不至于流散杂乱。

    总之,在一篇文章中能够贯通首尾,弥纶群言,统帅全篇的只有主题。古语说:“纲举目张”,“举一纲而万目张”,主题即是那个“纲”。俗话说:“挈领而顿,百毛皆顺”,主题就是那个“领”。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它是属于全局性的东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

    下面谈谈主题的“提炼”。

    首先,我们看:主题具有它的客观性,它是全部材料(或题材)思想意义的集中概括。

    要谈“提炼”主题,就不能离开材料(或题材)。什么叫“提炼”?不就是从大量的原料中经过陶冶、熔炼,提取出有用的精华吗?若没有原料、矿石,你“提炼”什么?拿什么“提炼”?提炼“主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第一,要占有“详细”的材料。零碎不全不行,不真实、准确也不行。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基础,是前提,是必须凭借的客观条件。第二、是在正确观点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造出”或“引出”正确的结论来。这个“结论”应该是全部材料中的“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东西。所“提炼”主题,就是这种从材料中“造”和“引”出结论的本领,亦即综合、概括全部材料思想意义的本领。

    其次,我们看:主题同时又具有它的主观性,作者的思想、世界观对于主题提炼起着重要的“烛照”的作用。

文章的主题虽然源于现实生活,产生于全部材料之中,但它的形成又自始至终地受着作者思想感情及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因为,主题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态,它虽然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这个“反映”却并非消极的、被动的、象“镜子”一样对于客观事物的摹拟和照像,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和表现。主题,准确地说,它是现实生活和作者心灵相撞击的产物,是客观事物和作者思想相感应的结果。

同一个事物,不同作者所作出的判断和评价不尽相同或截然相反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再次,我们看:主题具有它的观念性,是作者对现实生活、客观事物由感性认识而通往理性认识的那一“飞跃”的产物。没有对事物的深刻的、完整的、内部规律的认识,就没有主题。

    毛泽东同志曾这样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这里讲的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是很精辟的。其中,特别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这一科学方法的精髓。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所谓提炼主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作者对事物由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的那一“飞跃”。准确地达到了对事物全体的、内部规律的、完整的认识,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就是抓住了“主题”

    综上所述,主题作为一种观念,它反映了作者对他所表现的那一事物的“理性”的认识。主题深刻的程度,是和作者对事物认识的程度成正比的。没有认识的“飞跃”,没有思想的“升华”,就不会有富于思想性的主题。浮光掠影,现象罗列的文章,不能给读者以任何思想的教益;只有反映了事物内部规律、揭示了事物本质特征的文章,才真正是完成了提炼主题的任务。

    最后,我们看:主题具有它的时代性,任何一个思想或观念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超时代”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篇文章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而最能体现其时代精神的东西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作为观念形态的文章主题,和时代的思潮、时代的精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凡是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章,无一不是准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并对时代的前进起过积极作用的文章。

    因此,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敏锐感应时代的气息,紧紧按着时代的脉搏,正视实现,直面人生,及时而准确地提出并回答当代人们普遍关心的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以鼓舞人们前进的斗志、奋发的希望,使自己的文章里跃动着强烈的时代的热流。“超时代”就是逃避,“向后看”也没有出息。没有时代气息的东西终究是要被时代所淘汰的,这是无数历史事实所反复验证了的真理。

    下面,谈谈对主题的几点要求。

    一要深刻。主题光“正确”还不行。“正确”,这是最起码的标准,自不待言,理应如此。我们所要求的是在正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到深刻。

什么叫“深刻”?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俱无”的意思来,这就叫做“深刻”了。“见”和“发”相比,“见”是更为主要的。“见”就是发现,就是创造。你在生活中没有深入的感受,没有透辟的认识,没有独到的见地,总之,你没有高人一筹的东西,无所发现,无所前进(哪怕只是前进半步),那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深刻”了。

    一般地说,“写人”的文章,要着力于对人物“思想”的发掘,要全力寻求出支配人物的一切言行举止的那种思想的制高点。因为只有它才能支配一切,解释一切,笼罩一切。

    一般地说,“记事”的文章,要着力于对事件“思想意义”的探求,要在事件所能显示的诸多意义中找出你认为最主要、最动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一点来。因为,只有它才决定着事件的主要性质,才代表了事件的本质。

    一般地说,“论说”的文章,要着力于对事物“矛盾”的创新,要善于捕捉“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据此举“纲”以张“目”,高屋建瓴地分析、回答问题。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树起了中心论点,才能牵动全局,解决问题。

    二要新颖。这应该是一条基本的要求。郑板桥写有一幅楹联,说写文章应该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删繁就简”,这涉及到剪材和布局的问题,他主张去繁从简,就象三秋的树木一样,枯枝败叶一扫净尽,主干突出,轮廓鲜明,给人以挺拔、清晰的印象。“领异标新二月花”的主张,是非常正确、很有见地的艺术主张,是“写作学”中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领异标新”,就是讲主题要“新”、要“异”,很新鲜,和别人不一样,就象初春二月的花朵一样,在万木刚刚复苏,百卉尚未抽芽的时候,它就冒着风寒,盛开怒放了!古诗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可见,二月花是非常惹人注目的。

主题的新颖,和选择主题的“角度”很有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个事物,观察的“方位”、“角度”一变,即“立脚点”一变,它就往往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就象是看庐山一样:横看是峻岭,侧看成险峰,远、近、高、低,从不同的角度看,状貌各有不同。真是移步换形,气象万千,各臻奇妙。所以,画画儿、照相,都是真讲究选择角度的。亭台一角,垂柳几丝,再衬以远山近水,任务侧身其间,就显得很幽雅美观。总是“大全景”,正面拍照,就不那么艺术。写文章,选择主题,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些文章的主题之所以一般化、不新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家都那么看,都那么想,都那么写,站的“方位”太一般化,取的“角度”不新颖。事物都具有“多面性”。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提炼,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意义。你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开掘事物的“一面”,寻找它的特点,就能提炼出与众不同的新颖主题。“常写常新”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其实,所谓选择“角度”,就是寻找事物的个性特征。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矛盾的“特殊性”,即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共性(本质)也总是通过个性(特点)体现出来的。你通过比较(“横”的比较和“纵”的比较)把它们各自的特点找出来了,“角度”也就出来了。

    三要集中。主要必须单一、明确。“主”就是主要的、中心的东西。都重要就都不重要了,多中心就没有中心了。思想可以丰富,主题必须集中。一篇文章的每句话,每段话,都是有其思想的,所以说应该丰满,但主题却只能有一个,它要统率其它那些思想,驾驭其它那些思想,把它们都管束和笼罩起来。

    最后,谈谈标题与主题的关系。

    标题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眉目”,能“传神”,并且和主题往往有密切的关系:或直接揭示主题;或形象地暗示作品的主题;或引导读者对主题进行深思,也有的只是标明写作的范围、内容,和主题关系不大等。因此,不要笼统地把标题当成主题,这是初学写作者亟须注意的。

 

    (三)言之有序——写作的结构

    篇章结构是写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结构,简单地说,就是文章的组织、构造。

    占有了材料,确立了主题,也就是说仅只解决了文章的思想内容问题,那还不行,那还不能成其为文章。材料,只能解决“言之有物”的问题;主题,只能解决“言之有理”的问题。倘若不把这些纷繁众多的材料依据表达主体的需要加以适当地编织和穿结,进而解决“言之有序”这样一个重要的表达问题的话,那么材料归材料,观点归观点,它们各自游离而不能有机统一,那就始终只能是一堆零散的材料,一些抽象的思想,而不能成“形”。

    前面讲过,一篇文章的主题犹如人之“灵魂”,没有灵魂只能是一个躯壳;一篇文章的材料好比人之“血肉”,没有血肉就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而一篇文章的结构,正恰似人之“骨骼”:没有坚实、健壮的骨骼,血肉固无所依附,灵魂亦无处寄托;没有完整、匀称的骨骼,或有头无尾(足),或缺胳膊少腿,畸形变态,那也决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美好的人。可以说,“结构”是文章表达,即表现形式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动笔写作之前,思谋、筹划些什么呢?象怎样开头、怎样承接,分多少层次,划多少段落,何先何后,何轻何重,如何过渡照应,如何跌宕起伏,以什么为线索,用什么做主体,怎样点题,如何结尾等等,都应一一想好。搭好了“架子”,“谋”好了“篇”,文章的“蓝图”就清晰了,“雏形”就具备了。

那么,安排文章结构的“原则”都是些什么呢?

    首先的一条是:文章的结构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内在联系。

    作家孙犁说:“作品的结构不单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也是内容的问题。因为一篇作品既是描写一个事件,那事件本身就具备一个进行的规律,一个存在的规模。作者抓住这个规律,写出这个规律,使它鲜明,便是作品的基本结构。”

    其次的一条是:文章的结构应服从、服务于表现主题的需要。

    主题是文章的“主旨”,文章的“纲”。一篇文章不论由这个“主旨”、“纲”演绎出多少个层次,形成多么复杂的格局,也都必须以纲统目,尊卑就序。只有这样,才能使全文严整、统一。离开了表现主题的需要,所谓轻重、大小、远近,详略,就一律失去了根据,结构文章就没了准绳。

    还有第三条是:文章的结构应适应不同体裁的特点。

    文章体裁不一,它在反映生活时的角度、容量、表现形式等的特点,也是不尽相同。如诗歌,其特长在于抒情(用来说理困难),其结构特点表现为分行分节,音乐性和节奏感都非常强烈;而戏剧,其特长在于以对话开展情节、塑造人物(不许作者出来直接说话),其结构特点表现为分幕分场,必须有贯穿全剧始末的戏剧冲突;电影、电视,它是立体的表演艺术,其特长在于真实地再现生活,有着直接地诉诸于人们视觉的生动形象,其结构特点是以“蒙太奇”联接画面,剪辑巧妙,跳动自如,不受时、空制约。即以一般文章而论,文体不同,其结构特点也有区别。如记叙文,它偏重于记事写人,往往都是按照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地点的转换来布局材料,故其结构呈现为线索分明、情节完整;而论说文,由于它偏重于议论说理,一般均按问题的内部规律,内在联系来区划层次,故其结构表现为纲举目张、周严朗畅。而象一些实用类的文体,如新闻(消息),结构特点就是更为鲜明,大多取由“导语”而“主体”(穿插“背景”)、而“结语”这样一种惯常写法。总之,结构和文章的体裁颇有关联,结构文章时应因“体”而制宜,要考虑并适应不同文体对文章结构的不同要求。

    最后,第四条:结构文章要反对程式化、八股调。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变化无穷;事物是复杂多样的,千姿百态,林林总总。因此,作为反映客观事物的文章,其形式无疑也应当多姿多彩,变化万千。一篇好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状写事物的特殊本质,描摹事物的独异风貌。

把文章的表现形式、结构形态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程式”,在写作时采取墨守陈规、亦步亦趋的态度,是缺乏“活力”,没有“生气”,没有“出息”的表现。从来都没有“万古不变”的结构模式。所谓结构“好”,总是和它所负载、所包容的文章内涵相结合、相搭配的。内容一变,结构即变。

至于对文章结构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要严谨、自然,完整、统一。

    所谓“严谨”,指的是结构的精严细密,无懈可击。

    所谓“自然”,指的是结构的顺理成章,行止自如。

    所谓“完整”,指的是结构的匀称饱满,首尾圆合。

    所谓“统一”,指的是结构的形式和谐,通篇一贯。

    下面,谈谈结构的具体内容。

    一般文章的结构虽“定体则无”,但“大体须有”,特别是象层次、段落,过渡、照应、开头、结尾等具体内容,那是篇篇皆备,有规可循的。了解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搞好文章的结构布局是很有启示和借鉴作用的。

    一是层次和段落:层次,指的是文章思想内容的表现次序。段落,是构成文章的基本单位。“层次”,着眼于思想内容的划分;“段落”,侧重于文字表达的需要。一个是从“内容”上划的,一个是从“表现”上说的。

    先说说划分“层次”的方式。

    比如,记叙类文章划分层次的方式,通常采用的有如下几种:

    第一,以时间的推移为顺序来安排层次。

    第二,以空间的变换为标志来安排层次。

    第三,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采用“纵横交叉”的办法来安排层次。

    第四,以材料的性质为分类来安排层次。

    第五,以作者认识发展的顺序来安排层次。

    第六,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为顺序来安排层次。

    论说类文章划分层次的方式,常见的有这样几种:

    第一,并列式。即各个层次之间表现为“并列”的关系。

    第二,递进式。即各个层次之间表现为“进层”的关系。

    第三,分总式。即各个层次之间表现为先分后总的关系。

    下面再谈谈“段落”的划分。

    文章的分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划分段落的作用在于:

    第一,逻辑地表现思维进程中的每一转折、间歇,清晰地反映文章的内在层次;

    第二,使文章眉清目楚,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并给他们在阅读中以“停顿”的时机,从而获得思索、回味的余地;

    第三,某些特殊段落(一般均较短),能够起到强调重点,加强印象,传达某种感情色彩的作用。

    划分段落的原则是:

    第一,要注意段落的“单一性”和“完整性”。“单一性”是说一段只能有一个中心意思,不可把一些互不涉的意思放在一个段落里。“完整性”是说一个意思在一个段落里集中讲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把一意思分在若干段中去说,如“意识流”小说)。

    第二,各个段落间的意思要有内在联系,使每段均成为全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做到“分之为一段,合则为全篇,不可随便移易。

    第三,分段要适当注意整体的匀称,做到轻重相当,长短合度。

    二是过渡和照应:一篇文章总是由一层一层的意思,一段一段的内容编织、缀连起来的。由这层意思向另一层意思转换,由这段内容向另一段内容发展,这中间往往需要“过渡”。这就好象过河由此岸渡往彼岸一样,这中间离不开舟楫和桥梁。“过渡”得好,文章就脉络贯通,气韵流动,严丝合缝,浑然天成,没有散乱隔断之病;“过渡”得不好,文章就显得割截断裂,气血不畅,思路跳宕,使人难以卒读。

    那么,文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过渡”呢?

    第一,论述问题“由总到分”或“由分到总”的开合关键处,一般都需要过渡。

    第二,文章内容由一层意思转换为另一层意思的交接、斗折处,一般都需要过渡。

    第三,叙述与议论、顺叙与插叙、写景与抒情等相转接的地方,也往往需要过渡。

    再谈谈“照应”。

    “照应”也称为“伏应”。前有伏笔,则后须照应。假如“伏笔”于前而后无“照应”,则会使读者感到有呼无应,交代没有着落;反之,前无“伏笔”而后忽“照应”,也会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多此一举。

    照应的方式常见的有:

    开头和结尾相照应。即所谓“首位呼应”。

    前伏和后垫相照应。即所谓“前呼后应”。

    行文和标题相照应。即所谓“照应题目”。

    三是开头和结尾:开头和结尾都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开头是定“调子”的地方。调子定得不“准”,高了,容易底气不足,唱不上去;低了,又放不开嗓子,发挥不出水平。另外,难还难在恰当的“截取”上。事情很复杂,思想很丰富,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从哪儿“截”起?自哪儿“说”来?找出个顺“当”的“头儿”很不容易。这就象剥茧抽丝一样,你找对了“头儿”丝线就源源而出,长抽不断;你找不对“头儿”就时时梗阻,纠缠错乱。“思路”也有个“头儿”顺不顺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人多少有点夸张地说:文章“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开头的写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开门见山”的较为平实的写法。

    如“落笔入题”,说明写作缘由;“开宗明义”,直接揭示文章主题;“言归正传”,即速开讲故事;“单刀直入”,针对论敌之谬说。

再一类即是“生动形象”的较为艺术的写法。

    如描写环境,以引出人物;抒发感情,以渲染气氛;引用故事、传说,诗词谣谚,增添文章的色彩;或是远远说起,娓娓道来;或是平中见奇,突兀而起。

    结尾也是很重要的。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文章“要有一个好的结尾”。如果结尾收得好,则于“辞意俱尽”之外,还可以收到“辞尽意不尽”即“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良好效果。反之,如果是“草草收场”或“意尽而辞不尽”,则给人以仓促或累赘之感,会减弱文章对读者所产生的感染力。俗话说得好:“编筐编篓,重在收口;描龙画凤,难在点睛。”写文章也是如此:“头难起,尾难落”,落不好尾的情况的确很多。

    结尾的写法也很多。如:有的总结全文,“卒章显志”或加深主旨;有的展示未来,鼓舞斗志;有的饱含哲理,发人深省;有的委婉含蓄,余味无穷。

关于开头和结尾,我国古人讲过一些颇为精辟的意见。如:凤头、猪肚、豹尾,就是讲的“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头要象“凤头”:漂亮,俊秀(即美丽)。体干要象“猪肚”:饱满、充实(即浩荡)。尾要象“豹尾”:飞扬、有力(即响亮)。还有的讲,“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就是开头要象放炮,骤然而响,使人耳目一震;结尾要象敲钟,清音缭绕,使人掩卷为之长思。

    应该说明的是,层次和段落,过渡和照应,开头和结尾,虽说是文章结构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把结构的所有问题都包举在内。比如记叙类的文章,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线索”,还有一些表现技巧虽是手法、手段,但也往往影响到结构、反映到结构上来。

要搞好文章的结构,一要理清思路,二要立定格局。

    所谓“思路”,就是人们思想(认识)前进的脉络、道路、轨迹。人们的“思路”当然是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经过“梳理”之后的一个反映,而文章的“结构”就是直接或艺术(间接)地表达或体现着这种“思路”。所以,锻炼思路对组织文章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

立定格局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格局”,即全文的间架、轮廓、大纲。这要在动笔之先把它想好“立定”,“格局”未定,就匆匆动笔,是不好的写作习惯。

    当然,“立定格局”固然不排斥打“腹稿”,但最好还是形诸文字,拟制写作“提纲”。有人很风趣地打比方说:思想,在头脑里是“气体”;说出来是“液体”;变成文字就成了“固体”了。所以,写作“提纲”最明晰、最确定,它没有“流动性”,是帮助我们“行文”的极有效的手段。

 

    (四)言之有采——写作的语言

    前面讲过,文章的主题犹如人的“灵魂”,文章的材料好比人的“血肉”,文章的结构就象人的“骨骼”;现在我们可以说:文章的语言恰似人的“细胞”。细胞的构成人体最小的单位,是生命的基础;而语言也正是构成文章的最小单位,是文章的基础。离开了语言文字,任何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容、精巧的结构,都是无法表达、体现出来的。

    下面我们着重谈谈提高语言素养的问题。

    语言文字的素养,无非是字、词、句的问题。

    就写作“能力”而言,“字”虽不那么主要,但也不应忽视。

    据统计,我们的汉字大约有六万多个,这个数字之“大”,即数量之“多”是很惊人的。这表明了汉语的无比丰富和高度精确。在全世界的诸多语言中,汉语可以说的最优美、最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之一。但是,这么多的字不太可能也不需要一一都去认识。据文字学家研究,实际常用的汉字只有大约三千个左右。一般文化水准较高的人也只是认识四、五千字。有人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用字两千九百八十一个,差一点不到三千,正好是常用汉字的数目。所以,认识常用的三千汉字或再稍多一些,就应该说具有写好文章的一定的文字基础了。而这个“标准”,一般人都不难达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字”的问题不是决定写作能力高下、强弱的关键问题。

    “字”固不能忽视,但在一般情况下它还不是语言文字素养的主要问题,对“写作能力”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不是才用了三千多字吗?但就是这么多字却表达了那么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红楼梦》也才用了四千多字,但却塑造了那么多的人物形象。那么,它们的成功的秘密何在呢?当然,首先是由于他们认识生活的“眼力”过人;但是,表现生活的“腕力”也是不可低估的。而这所谓“腕力”,就语言文字的素养而论,遣词、造句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不论多么优美的语句,多么动人的表述,都离不开一个一个的“词”。

    词汇,相当于“思维”中的“概念”。没有足够的“概念”,你是很难进行判断、推理并得出结论的。所以,思想的丰富一定表现为词汇、语言的丰富;相反,词汇贫乏,语言干巴,其思想也一定是十分贫瘠的。

    词汇的贫乏,还导致了文章语言的平淡和板滞,缺乏“文采”。而语言没有“文采”,这决不是一个优点。有人把“文采”和“朴素”对立起来,以为有  “文采”就是不“朴素”,这是一种误解。朴素,并不等于简陋、寒碜。它应该是属于“风格学”的范畴,和“华美”相应。这是无所谓好坏、高下的,“浓妆淡抹总相宜”嘛。而缺乏“文采”,指的是语言的质野不文,不鲜明,不生动,不起劲。事实上,缺乏文采是和词汇贫乏互为表里的。它只能大致做到简单的、一般的表情达意,甚至传神写韵这一点,也就是说它只能给人一种“平面”感,而很难给人以一种“立体”感。而语言如没有描写性,缺乏立体感的话,那是很难动人心弦的。

    在选词、用词上是否具有“分寸感”即“精确感”,也是语言文字素养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下面我们谈谈“句”的问题。

    在讲“词”的时候,我们虽然强调了积累词汇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不占有众多的词汇,文字的“立体感”和“分寸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词汇毕竟只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想要完整、周密地表情达意,离开句子,离开造句的基本法则,离开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联系,那还是不行的。

一个句子,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揣摩一下,从不同“角度”分析一番的话,那么,它是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的:

    首先,是句子合不合“规矩”的问题。

    其次,是句子合不合“事理”的问题。

    再次,是句子的“情味”如何,语气、色彩是不是和内容相称、传神。

    最后,句子还有个“声音”问题。即读起来顺不顺嘴,听起来悦不悦耳。

    合不合“规矩”,解决的是通不通的问题,和“语法”有关;合不合“事理”,解决的是对不对的问题,和“逻辑”有关;“情味”和“声音”,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和“修辞”有关。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语言的“形式美”问题,主要的是“句式”的声音、节奏之变化。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注意语言的整齐之美;

    二是注意语言的抑扬之美;

    三是注意语言的错落之美。

    那么,如何学习语言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三个方面: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三园路10号 总台电话:027-87926883 办公室电话(传真):027-87923160 Email:sfjgxlzd@163.com 版权所有 湖北省司法警官训练总队 CopyRight © 2012-2013 鄂ICP备1100191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