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兴同志关于监狱文化建设的思考

 

关于监狱文化建设的思考


——刘重兴同志在第95期警衔培训班上的讲课提纲

 

刘重兴同志在第95期警衔培训班上作《关于监狱文化建设的思考》专题报告

第95期警衔培训班学员认真聆听专题报告

教学互动环节1——“我请你讲”

教学互动环节2——“我问你答”

 

 

关于监狱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 刑罚执行的文化因素
    (一) 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是以执行刑罚为前提条件的。执行刑罚是监狱对国家负责任,民警对法律负责任的基本形式,而这种责任的效果要通过罪犯的教育改造效果体现出来。

    (二) 无论是刑罚执行的主流思想,还是刑罚执行的基本制度体系,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上形成的。
    古罗马法中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孟德思鸠说:“为某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无论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还是监狱管理行为活动安排,都应该以社会为大背景来进行思考。要符合社会民展实际,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的要求,监狱的实际情况也是其中心的部分。
    (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化、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潜台词典》(商务图书馆.1996年版)
    “构建各谐社会,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文化是灵魂。”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
    “国民亡魂,文以化之;民族之魂,文化塑之,国家之魂,文以铸之。”
    “哪里有监狱的警囚关系调节和理顺得好,哪里的监狱就安全系数高,稳定系数大。”
    刑罚执行作为社会文化的构成要素,其现实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所在国爱和地区文化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而文化的现状及其民展也必然会影响和制约其刑罚制度。
    “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经比较缓和了,今天的刑罚早已不象百年以前那样严峻。犯罪或刑罚并没有变化,而是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管1961年版,第99页。)也就是说:“刑事制裁总是同一定的体现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因为刑罚度(刑罚的量和质的统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尽管一个犯罪事实(如杀人就是把人杀)千百年不变,但是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对这个犯罪的制裁就会随之不断变化”(储槐植《美国刑法》,1996年版(第二版),第39页。)。
    (四) 刑罚执行形态与文化的关系
    1、 刑罚是社会文化的反应。庞德说:“法律不仅是通向文明的工具,而且也是文明的产物。法律对于过去来说它是文明的产物;对于现在来说,它是维系文明的工具;对于未来来说,它是促进文明的工具”([美]庞德《法律解释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因此“不论我们把文明看作事实还是观念,我认为它各门科学的出发点”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刑罚是人造物、人化物,它承载着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追求和审美趣旨,即社会文化。文化变化,必然会引起刑罚变化,而随着文化的进化、进步,刑罚也会必然发生相就的进化与进步。刑罚本身,就处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而不是游离于社会文化之外,刑罚本身也可以说就是社会文化在一个侧面的表现。同态复仇、血亲复仇,就其残酷而言,远胜于刑罚,但在原始蒙昧社会时期,对于原始人类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具有现在的文明社会中的刑罚蕴涵。
    刑罚执行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的反应和产物,受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文化、文明程度的制约,也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文化文化、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定的刑罚背后总有着与之相应的特定社会文化,法条上的刑罚总是奠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上,受特定的社会文化支撑和制约。
    2、 文化影响刑罚演进。受人类社会初期的社会文明程度所制约,人类社会的刑罚最初以报复为基本特征。这种情况下的刑罚,无视犯罪的主观恶性,追求罪殖民与刑在损害形态或表现形式上的相似性、对应性,残留着较为浓烈的原始复仇的遗迹。
    人们长期的用刑实践活动中发现,刑罚的适应可以使人产生惧怕,由此使人不敢犯罪,而令人不敢犯罪比犯罪之后进行纯粹的报复更有利于预防犯罪,从此人类便开始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并迈入威慑时代。在此情况下,主观责任和重刑主议成为用刑的理论基础。犯罪被看作是人意志自由的产物,因而既有可谴责性也能进行遏制。
    由于威慑刑难以控制、易于导致罪刑擅断、罪刑无度。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科学的发达,威慑刑愈来愈显出其不适应,人类因此进入等价刑罚时代。注重刑与罪在抽象的价值关系上的等值报应。这一时段以1791年至1810年法国刑法典制定、颁行为始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刑法现代化改革为终点。
    而随着社会文化的民展,尤其是受实证哲学思潮的影响,犯罪学的兴起,人类终于进入矫正刑罚时期。但发端于刑法现代化改革的矫正刑,实践证明仍有诸多弊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矫正刑亦终于走入穷途末路而为折衷所取代。
    折衷刑追求刑罚公正与功利上的统一,以防止刑罚的偏向性:得之于公正而失之于功利或得之于功利又失之于公正。这显然反映了人类对刑罚的认识由分散、零乱至完整、全面的发展历程,其中具有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反映了社会对于犯罪的文化态度。
    世界刑罚的演进,伴随着文化的演进,其实也存在规律性趋向,主要表现是刑罚由严酷趋向宽缓;刑罚的作用对象由注重肉体转向注重灵魂;刑罚由注重社会保护趋向于注重人权保障;刑罚体系由以身体刑为中心发展为以自由刑为中心。
    (五)影响刑罚执行的主要文化要素
    1、犯罪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共同遇到的社会问题,但是刑罚制度在近现代东西方社会却存在着较大差异。深层原因就在于东西方法文化上的差异。其核心表现为所谓团体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的差别。至于国别刑罚制度上差异的原因,最后也可以追溯到法文化问题上。
    文化传统作为一种集体的精神指向,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便具有顽强的延续性久远的影响力。团体主义(整体主义)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对中国人的思想模式、价值模式和审美模式就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强劲影响。在思维模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此相适应,社会本位(实质上国家本位)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成为国家在价值评断上的一种价值选择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个人不是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存在的,而是某一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之一。法律的社会功能不是从确认和维护个体的权利出发,进而维持有利于实现个人权利的社会秩序,而是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秩序出发,来考虑个人的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反映在刑法领域,由文化类型、文化范式所决定,刑罚的暴力特征和工具属性始终不曾改变,重刑主义思想源远流长。
    2、 社会哲学基础对刑罚的影响
    有人认为犯罪系人的意志自由的产物,因此犯罪人对其自由意志支配下的犯罪行为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对其犯罪的惩罚。后者认为犯罪这于犯罪人来说,是一种宿命,谈不上什么意志自由问题。犯罪是具有一定生理、心理特点的人或身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人所必然而为的行为,因此犯罪人对于其犯罪行为,根本就不存在自由支配的问题,从而也是就谈不到对其进行追究和责任上惩罚的问题。对犯罪人之所以要适用刑罚或进行社会反应,是为了防止其危害社会,刑罚主旨就是为了社会防卫。
    在刑事古典学派中,尽管都主张意志自由,但由于对意志自由的理解不同,其中又有所谓报应刑论和威慑刑论。根据意志自由理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是完全超越感性与经验的。因此,人的意志是绝对的。刑罚的根据仅在于人的理性本身,刑罚的适用只在于通过对犯罪的惩罚(报应)以满足人的理性要求,此外别无其它目的。“刑罚既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
    人对自己的行为虽然具有选择意志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先验的和超感性的,而是相对的,即受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支配的。因此通过惩罚犯罪人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根据这一主张,犯罪人基于自由意志(故意或过失)实施了犯罪行为,而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都是同等的,因此只能根据自由意志的外部行为及其后果为着眼点来确定犯罪行为并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刑事古典学派的报应刑论和威慑刑论在西方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人道这些罪刑关系基本原则由于适应了当时社会反封建、反专制的现实需要,纷纷为立法者所采用,至今仍具有现实适用性。
    随着西方国家的犯罪率尤其是累犯率的大幅度增加,刑罚的现实作用引起人们的怀疑。刑事古典学派的意志自由论由于只把犯罪简单地归结为意志自由的结果,孤立地分析犯罪现象,没有看到犯罪与现实社会环境的客观联系,法律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千姿百态的犯罪,显得解释乏力,于是刑事实证学派便应运而生,刑罚理论、刑罚制度由此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剥夺犯罪能力论、刑罚替代物论、教育刑论。刑事实证学派认为犯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犯罪或者主要是出于生物上的原因(刑事人类学派的观点),或者主要是出于社会方面的原因(刑事社会学派的观点),因而道义责任论不能作为刑罚的理论基础。
    刑事实证学派提出了社会责任论,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刑罚的根据、性质和形式。根据社会责任论,刑事责任从其本性上来说,不是道义性的而是社会性的。由于犯罪行为根本不是犯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人的生物基因或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因此责任的根据不在于道义的非难,而应立足于社会防卫。
    刑罚不在于对既存的过去犯罪行为的惩罚,而应立足于对未来的可能再次实施犯罪行为人的矫治。“应受惩罚者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不是要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从而捍卫社会公正,而是要与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以达到矫治犯罪的社会效果。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对没有意志自由而可能危害社会的精神病患者应有在刑罚之外的特殊监护措施;对犯罪人的刑罚要提高矫治的针对性,奉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人的分类和人格调查制度遂成为行刑的重要组成部分。
    3、社会道德因素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总是浸透着一定的社会道德因素,包孕着人类现实的道德情感在一般文化规范中,罪与罚的因果报应是重要的内容,形成了犯罪的深刻的道德伦理内涵。
    刑罚作为惩治犯罪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统治者的伦理观念和社会道德发展现状。在古代阶级社会,由于实行等级专制统治,社会道德以国家至上为本位。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它以刑罚的手段强迫人们行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民展,原有的社会道德遭遇到空前的危机,新兴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地、博爱为旗号的新道德观应运而生。因而对旧刑罚的残暴和非人道性的无情揭露和抨击,标志着人类终于迈进了人道主义的刑罚新时代。这一时代刑罚的两大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
    刑罚的人道性要求也就是人性要求,因此,刑罚的人道性就是指刑罚的种类、程度与执行都要与人性的基本要求相符合。而所谓人性的基本要求指人类出于良知在其行为中表现出的善良与仁爱的态度和作法,即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犯罪人也是人,作为人,犯罪人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对待均是不人道的或者反人道的。
    具体地说就是:国家对罪犯适用刑罚时,应注意维护犯罪人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其次,禁止以人作为达到刑罚目的的工具。人之所以受罚,是因为其犯罪,有了承担刑事责任的义务。但是,如果处刑不以此为基础,而是为了达到震慑他人的目的,就违反了刑罚的人道要求。第三,禁止使用残酷而不人道的刑罚手段。从更广泛的也是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刑罚的人道性还表现在对公民个人自由的尊重,使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   

    二、 当前我国监狱文化形态探析
    (一) 社会主义监狱文化的影响
    社会主流文化——民警文化(警察文化)——罪犯改造文化
    社会亚文化——罪犯(作为裁体)——罪犯服刑文化
    民警是社会的一部分,罪犯是监狱的一部分。
    罪犯是社会建设中,国家和社会通过法律之师(文化之师)淘汰到监狱来的文化载体。是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及其他规则)的要求,在整合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将社会切割下来的一块“小社会”。
    (二) 监狱文化是“二元”内核的冲突文化
    1、 一元动力文化——社会主~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主体的需要,告诉如何满足主体需要。
    文化动力理论——军队文化、学校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文化动力理论、文化软实力理论)
    2、 二元冲突的文化
    罪犯是文化的载体:其核心价值观:挑战现存制度,蔑视社会管理,漠视秩序与规则。
    民警是文化的载体:执法文化,行政文化,管理文化,军事文化。
    监狱通过民警的行为使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出于法律,伦理的要求施于罪犯的,“以化为新人。”
    民警作为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文化与罪犯作为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文化的冲突根源在于:
    一是刑罚作为社会和国家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手段所具有的预设意义。
    二是民警作为社会防卫力量与罪犯作为社会破坏力量的对立。罪犯社会角色否定的预设意义。
    三是民警所具有的行为习惯是规范意识与罪犯所具有的行为习惯诉求意识的不调和对立性。
    文化不仅把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把群与另一群人分离开来。
    天天见面但是彼此陌生的两群人。
    三、 监狱文化对罪犯教育改造的作用
    (一) 文化认同,对于监狱文化建设的意义。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文化影响的感觉。文化认同表现在地理位置、性别、种族、历史、国籍、性别取向、宗教信仰和种族等等,作用的切入点在于与个人的特征紧密结合而成的文化主体。
    影响、认同、评价:文化作用的三位一体。
    文化认同的结果:
    ①评价的肯定效应:归属感,顺应行为
    ②评价否定效应:边缘化,同化行为
    个体把理性、信仰、情感、行为范式融入评价过程中,形成归属或者对抗的行为取向。
    价值认同——目标认同——规则认同——手段认同
    (二) 文化评价机制与文化建设
    1、监狱文化基于“二元冲突文化”的特点,各种社会力量对于“两种”主体的态度会对监狱现象用自己的形式解读,从自己的视角描述,以自己的尺度评价。民警.罪犯,他们各自的家属、社会不同层面的人群,各种团体,政治派别都是这样来肯定或否定监狱的形象。
    2、认同是文化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
    监狱文化的主流引导,双向(监狱、监区)推进要以“手段认同”为条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化建设要由自在到自为,由自发到自觉。社会(党团组织、领导机关)“代”民警,民警“代”罪犯。为民警和罪犯探索、寻找、构建特殊区域的精神家园。为“心灵”找到归属,从文化的认同达到文化人回归,从而向社会生活的回归。
    (三) 监狱文化建设的功能性特点
    1、监狱文化建设的层次性
    ①监狱文化与监区文化的区别:
    监狱文化的内核是执法文化,行政文化、管理文化、风险文化。立足点在于警察。
    监区文化的内核是改造文化、矫治文化、服刑文化、监禁文化、惩防文化。立足点在于罪犯。
    ②监狱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法律制度、行为养成、文体活动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以整合监狱罪犯群体,在狱内建立符合法律和伦理要求的规则和保持良好秩序。
    2、监狱文化建设的时间上的传承性(草根文化与木本文化)

    要注重文化的积累。
    3、监狱文化建设的空间上的规模性
    要尽量多人人参与,参与程度要深。
    4、监狱文化建设的要素上的成长性
    “改造日记”、“文化节”、“节日资源开发利用”。
    5、监狱文化建设的功用性与功利性
    服务于改造罪犯,服务监管安全秩序的稳定,服务于提高经济效益和降低改造成本,服务于减少重新犯罪。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三园路10号 总台电话:027-87926883 办公室电话(传真):027-87923160 Email:sfjgxlzd@163.com 版权所有 湖北省司法警官训练总队 CopyRight © 2012-2013 鄂ICP备11001917号-1